【保密格言】
保密规定千万条 严格落实最重要
这句话告诫我们，各级党员干部职工特别是领导干部不仅要树牢保密意识，更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的保密法律法规及各项规章制度，加强保密知识的学习，增强保密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只有时刻绷紧保密这根“弦”，严格执行，并落实落细各项保密规定，才能守住国家秘密安全。
【保密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0年4月29日修订通过，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十条 国家秘密的密级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级。
绝密级国家秘密是最重要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安全和利益遭受特别严重的损害；机密级国家秘密是重要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安全和利益遭受严重的损害；秘密级国家秘密是一般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安全和利益遭受损害。
第十一条 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具体范围，由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分别会同外交、公安、国家安全和其他中央有关机关规定。
军事方面的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具体范围，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
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具体范围的规定，应当在有关范围内公布，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调整。
第十二条 机关、单位负责人及其指定的人员为定密责任人，负责本机关、本单位的国家秘密确定、变更和解除工作。
机关、单位确定、变更和解除本机关、本单位的国家秘密，应当由承办人提出具体意见，经定密责任人审核批准。
第十三条 确定国家秘密的密级，应当遵守定密权限。
中央国家机关、省级机关及其授权的机关、单位可以确定绝密级、机密级和秘密级国家秘密；设区的市、自治州一级的机关及其授权的机关、单位可以确定机密级和秘密级国家秘密。具体的定密权限、授权范围由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
机关、单位执行上级确定的国家秘密事项，需要定密的，根据所执行的国家秘密事项的密级确定。下级机关、单位认为本机关、本单位产生的有关定密事项属于上级机关、单位的定密权限，应当先行采取保密措施，并立即报请上级机关、单位确定；没有上级机关、单位的，应当立即提请有相应定密权限的业务主管部门或者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确定。
公安、国家安全机关在其工作范围内按照规定的权限确定国家秘密的密级。
第十四条 机关、单位对所产生的国家秘密事项，应当按照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具体范围的规定确定密级，同时确定保密期限和知悉范围。
【保密知识】
对国家秘密载体的管理，保密法中作了原则性规定，保密法实施条例中也有相关规定。根据这些规定，绝密级文件，非经原确定密级的机关单位或者上级机关批准，不得复制和摘抄。复制、复印、摘抄、汇编机密级和秘密级文件，必须经过批准并履行审批手续。复印、复制本机关本单位产生的密件，应当经本机关本单位主管领导批准；复印、复制上级机关下发或其他机关单位制发的密件，应当经制发机关批准。复印、复制密件不得改变其原定的密级和保密期限。复印、复制件须编制序号，控制发放范围，采取与原件同样的保密管理措施。
涉密文件、资料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汇编。汇编的密件，属于本机关本单位产生的，必须经单位主管领导批准；属于上级机关下发或者其他单位产生的，必须经发文机关单位同意。收录汇编的密件，应当分别标明原有密级和保密期限。汇编本封面应当按照收录密件的最高密级和最长保密期限标注。密件汇编应当按照其中最高密级的文件所限定的范围发放，不能擅自扩大范围；确需扩大发放范围的，应当经密件制发单位同意。密件汇编应当按照密件的保密要求进行管理。（转自国家保密局网站）
【警示案例】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无线网络的覆盖，使用手机处理公务的情形越来越普遍，而作为一种即时通信软件，微信以其功能实用、操作简单、界面友好等特点博得了广大用户的青睐，逐渐成为信息化社会中处理公务的重要渠道和平台之一。相应地，近年来，通过微信办公而导致的失泄密案件也逐年增加，成为微信泄密案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案例1：紧急传达致泄密。2016年10月，某市市委某部门为部署相关敏感工作，印发了涉密文件，并通知该市29个乡镇派人签字领取文件。某乡政府干部洪某到市委领取文件后，认为事件紧急，又正值深夜，于当晚将该件拍照发送到乡政府微信群。群成员杨某看到后，立即转发到其他微信群。之后，该件被数次转发到多个微信群和微博，造成泄密。
案例2：汇报工作致泄密。2017年10月，某单位办公室副主任肖某，为向在外检查工作的分管领导汇报工作，找到保密员赵某查阅文件，擅自用手机对1份机密级文件部分内容进行拍照，并用微信点对点方式发送给在外检查工作的领导。案件发生后，有关部门撤销肖某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并调离办公室岗位；给予负责管理涉密文件的赵某行政警告处分；对负有领导责任或监管责任的李某、秦某和邵某进行诫勉谈话，并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案例3：领导交办致泄密。2017年10月，某县司法局从机要局领取4份涉密电报后，交给跟班学习的刘某。因当时为十一长假期间，单位放假，刘某便将4份文件报头拍照后发至司法局工作微信群，并请示局长何某如何处理，何某在群里说电报内容不是很清楚，让刘某把文件内容发到群里告知大家。随后刘某将文件内容全文拍照后上传至群中。案件发生后，有关部门给予何某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按科员安排工作；给予其他责任人何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杨某行政警告处分，对刘某作出延期转正处理。（转摘自国家保密局网站）
【保密历史】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国革命进入了创建红军和根据地、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的新阶段。1930年底，蒋介石调集重兵，开始对各苏区进行“围剿”。在激烈而残酷的反“围剿”斗争中，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异常悬殊，红军在作战中能否做到秘密且神速，成为制胜的关键。党中央和红军始终站在保生存保胜利的高度，把保密工作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从“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到“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反“围剿”斗争中每一个精彩故事的背后，都离不开卓有成效的军事保密工作。
红军保密工作的建立与展开
红军创建初期，由于作战环境艰苦，各级指挥机关并不十分健全。1928年11月，红四军建立了井冈山前敌委员会（以下简称前委），设立了秘书处保管机密文件。据贺子珍回忆，当时，红四军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有两只铁皮箱子放在茅坪八角楼里，存放着前委和特委全部机密材料。首长们开会讨论工作或研究作战，都在八角楼内进行，机要秘书充当记录员兼做提供材料的工作。
随着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各主力红军在指挥机关中均相继编配了秘书机构和工作人员。如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成立后，不仅在总前敌委员会设立了秘书长一职，而且在总政治部下面设立了秘书处；在师以上单位也大多设立秘书处，少数称办公处或办公厅、总务处。在团以下机关、部队也编配秘书、技术书记、文书等，负责管理文件。在红军总部机关和各部队指挥机关中，秘书处（科）或秘书的主要职责，除负责机密文件的处理、保管外，还负责部队的实力统计、编制表的设计、人员名册及履历表的管理等。
在建立各级保密工作机构的同时，红军也制定了较为严格的保密规章制度，包括司令部工作制度、文电批签制度等，堵塞一切可能发生的泄密漏洞。红军保密工作的逐步建立和展开，不仅使各级指战员树立起强烈的保密意识，也教育和影响了苏区的广大群众，使他们自觉帮助红军保守秘密，开展保密领域的“人民战争”。
1930年10月，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后退到根据地中心地区待机破敌。广大苏区群众则坚壁清野，严密封锁消息，使进入苏区的国民党军既找不到向导，又找不到粮食，耳目闭塞，苦不堪言。他们在战报中发出这样的感叹：“到赤区作战是漆黑一团，如同在敌国一样。”
12月30日，国民党“围剿”军的主力——第18师张辉瓒师部及两个旅从东固出发，扑向龙冈。由于红军的行动秘密且神速，群众严密封锁消息，敌人进入龙冈后，根本不知道红军主力已在四周隐蔽集结。第二天，当敌人继续东进时，陷入红军重围，一天之内全军覆灭，张辉瓒本人也当了俘虏。此战的胜利，是苏区广大军民齐心协力的结果，特别是对红军行动实现了严格的保密。正像毛泽东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所写的：“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一部半电台”起家
1931年春，蒋介石调集2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敌军西起赣江，东至闽赣边境武夷山下的建宁，构成长达700里的弧形战线。
敌人大兵压境，红一方面军主力仅有3万余人，如何破敌？毛泽东、朱德决定将红军主力隐蔽集结在靠近敌人的东固地区，以便寻找战机。然而，数万红军迫敌而居，一旦走漏消息，敌人就会聚拢而来，对红军形成包围之势，最近的敌人距离东固不过半天行程。毛泽东敢走这步险棋，与他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分不开的。苏区群众根据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指示，一致动员起来，实行赤色戒严，严密封锁消息。很快，东固山区四周成了“铜墙铁壁”，每一座山头都有地方武装巡逻，每一个路口都有群众的暗哨。就这样，红军主力数万人在东固地区隐蔽待机长达25天，敌人始终未能察觉，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迹。
5月初，红军耐心寻找的战机终于出现，而在侦察敌情中立下头功的，是红军刚刚建立不久的无线电通信电台。原来，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红军不仅歼灭了国民党军第18师两个旅，而且缴获了敌人“半部”电台（因发报机被砸坏，实际上只有收报机能够使用），并俘获了10名无线电台工作人员。在几天后的东韶战斗中，红军又缴获了国民党军谭道源师一部15瓦的电台。从此，以“一部半电台”起家，红军建立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和无线电侦察力量。
从开展无线电通信工作之初，红军就建立了严格的通信保密制度，从而保证在这一领域的斗争中牢牢占据主动地位，而国民党军则因为在通信保密方面的疏漏付出了惨重代价。5月14日傍晚，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截获了敌人第28师（驻富田）电台用明码同该师驻吉安留守电台的通报。在这份通报里，敌人明确告知，准备次日早晨出发开往东固。这是个至关重要的情报，值班员马上汇报给了司令部首长。毛泽东和朱德最终定下决心：集中兵力先攻打从富田和固陂圩出动的敌人。3万多红军迫敌而居20多天，终于等来了战机！
由于准确掌握了敌军的行动时间和路线，红一方面军集中主力，一举歼灭了脱离阵地向东固开进的敌人第28师，并由此在敌人的阵线上打开了突破口。此后，红军连续作战，连打五个胜仗，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正像毛泽东在《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所描述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
反“围剿”斗争的实践表明，保密问题十分重要，事关军事行动成败。正如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在《关于严密组织与保持秘密的几个补充指示》中指出的：“在国内战争中讲求秘密，更成为争取胜利中一个先决条件和保障作战计划完满实现的主要前提，在秘密迅速坚决干脆的作战基本原则中，秘密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国民党军队电台纪律松懈、保密制度不严，既为红军的无线电情报侦察提供了机会，也从反面提醒红军机要人员务必建立严格的通信保密制度和纪律。1932年7月2日，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无线电通讯简则的训令》，这是以中革军委名义最早正式颁发的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通信工作法规。《关于无线电通讯简则的训令》强调了无线电通信纪律的极端重要性，规定了无线电通信的7条原则，要求高级指挥员切实执行。
就在这一时期，红军相继发生了几起严重的失泄密事件，迫使红军紧急更换了通用密码，虽未造成严重后果，却也敲响了警钟。1932年9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保障无线电密码通信安全的密令》，再次强调无线电通信保密的极端重要性，并在《关于无线电通讯简则的训令》的基础上，对机要保密重申了6点具体要求。1933年9月18日，中革军委又颁布了《关于保持机密问题的训令》，再次对通信联络保密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包括电话通信要特别注意技术上防止失泄密、特别要防止敌人窃听等。
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31年11月至1934年10月，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就下达了10余份有关保密工作的指示和训令。这些条例条令文字简短易懂，内容紧贴战争实践，成为广大官兵和机要人员执行保密制度的基本依据。
领导带头执行保密纪律
在复杂激烈的反“围剿”斗争中，党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领导人不仅对保密工作高度重视，而且以身作则，带头执行保密纪律，亲自主抓保密工作，对全军官兵起到了很好的教育示范作用。
1931年夏，国民党军调集30万人，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主力3万余人千里行军，从闽西向赣南的兴国地区集结。此后，为突破敌人的包围圈，红军主力需要利用夜色掩护，从两股敌人之间相距约20公里的缝隙中跳出去。这一行动能否成功，关键是保密。如果被敌人发现，红军将遭受灭顶之灾。为了保证行动的成功，各级指挥员和政工干部深入连队，进行动员和检查督促，要求严格做好行动的保密工作，一切能够发光、反光的东西都要隐蔽好、伪装好。规定行军中不准讲话，不准咳嗽，不准吹号、吹哨子；前后联络用扎在左臂的白毛巾作标记等。
行动开始后，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在夜色中还有一个可能暴露红军行踪的漏洞——电台的无线电信号。毛泽东马上找来电台人员伍云甫，经询问，得知缺少电键，电台就不能工作，遂让伍云甫收集来电键，交给警卫员并交代：不到目的地，不许任何人拿走电键！这件事虽小，却体现出毛泽东对保密问题的极端重视。他的这一举动，对电台人员乃至全体红军指战员是一次很好的保密教育。
为了在广大官兵中间牢固树立保密意识，红军在加强保密教育的同时，还强调严格执行保密纪律，对违反者严惩不贷。1934年2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瑞金召开。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演讲，其中专门强调了执行保密纪律的问题。他指出：“保守军事秘密问题是很重要的，有时敌人捉到我们落伍兵便可以知道红军军事上的部署，这一问题非常严重。在与敌人决战当中更要特别注意。保守军事秘密是一条纪律。”“以后如果有这种泄漏军事秘密或失落密件的事发生，必须受到军法严厉制裁。”同年4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对窃密和泄密行为的处罚也进行了明确规定。当时，正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保卫战，红一方面军无线电第4分队报务员林卓然（系原国民党军第28师电台报务员，被俘后参加红军）因通敌并策动部分电台人员逃跑未能得逞，被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公审并处决；红3军团无线电分队报务员韦文宫（系原国民党军第18师电台报务员，被俘后参加红军），由于私通敌台被处以死刑 。
正是因为红军广大官兵和苏区人民群众在保密问题上众志成城，才保证了反“围剿”作战的接连胜利。 （转自国家保密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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